“1981年5月的下午两点，您好达麟操盘，请问是李敏同志家吗？”电话里传来陌生而郑重的声音，短短一句却让屋内一下子安静下来。
李敏放下毛线针，心里隐隐猜到来意。五年前，父亲走后，她从未主动提及“遗产”二字，家人也没人多问。可那天门铃响起，两名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搬进一台20英寸彩电、一台双门冰箱，再递上一只牛皮信封，里面静静躺着八千元现金。对方只说一句：“这是主席生前的安排。”
彩电闪亮，冰箱嗡鸣，李敏却有些恍惚。父亲生前常对她说：“咱家没什么富余钱，可书和学问不能省。”这回送来的东西并不奢侈，却像一条细线，把她拉回到更早的岁月——那些稿费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
1949年建国不久达麟操盘，《毛泽东选集》在国内外同步付梓。短短数年，稿费像雪片一样飞来：中文、俄文、英文、保加利亚文……据赖祖烈回忆，仅1955年转来的外汇支票就有七百多万旧币。毛泽东看完报告，只写了四个字：“全部退回”。随后批注：“转赠该国共产党。”一句话，几十万元外汇就此易主。
退回之外，他偶尔动用那笔钱。用得最多的，是买书。丰泽园、游泳池畔、曾福堂，书架紧挨墙根，一层又一层。秘书徐中远说，老人家要什么书，只给一个题目，接着就催：“快找来，我现在用。”战争年代从延安背出来的一千多册，后来涨到十万册，大多还是自己掏稿费买的大字本。眼睛花了，字号要大，可读书的劲头没变。
书之外，是“补人情”。1957年，长沙寄来一封信，杨开慧的挚友李淑一生活拮据。毛泽东在信尾写道：“每月三百，从我的稿费中扣。”章士钊的故事更为人津津乐道。从1963年到他去世，春节前后必收到两千元。章翁推辞，毛泽东摆手：“说是还债，也算心安。”在他看来，当年那两万大洋救了留法学生，更救了后来无数人的命。
老百姓也能分到这份心意。50年代，北京城内一位拉黄包车的宋师傅病倒。叶子龙夫人蒋英探望归来，毛泽东听完情况，塞出一张百元钞票：“快达麟操盘，救人要紧。”宋师傅手术成功，却终因病故。消息传来，他又从稿费抽出三百，让叶子龙悄悄送去遗属手里。
身边工作人员得了好处最多也最意外。司机朱德魁做手术，护士长抱来三百元：“主席让你补补身子。”卫士田云玉工资低，红着眼站在门口，老人家干脆问：“我给你补六十，可行？”一句关怀把小伙子吓得直摆手。可困难一来，主席总会嘱咐吴旭君：“再送点过去，别声张。”
至于他自己的日子，其实并不宽裕。1955年全国统一工资，他主动下调到404.8元。家用九项支出写得明明白白：主食、副食、日用品、杂支、房租、党费、孩子学费，全算上仍嫌紧巴。家里短缺，再从稿费里补。可他立了一条规矩：不准因私请客送礼，也不向地方要东西。
贺子珍长期病弱，医药费亦出在稿费账户。回国后住上海，陈毅去看望，她笑言“上海养得起我”，可毛泽东仍月月托人送药费。1975年，中央办公厅一次性转去两万元，说是“抄稿也有她的功劳”。李敏后来回忆：“妈妈病中听到这话，握着纸条直掉泪。”
1976年9月9日凌晨，毛泽东在中南海与世长辞。遗体整理完毕，陪伴多年的秘书张玉凤只找到几套洗旧的中山装和五百多元生活费。国内外再无存折。他留下的，是国家账上的一百多万元稿酬，早被分门别类拨作公用。
五年过去，八千元彩电冰箱送到李敏家门口，算是对子女最后的挂念。与他支出的总额相比，不值一提，却恰恰体现了他的分寸——有爱，却不溺爱；有钱，却不滥用。
有人问：若无那些退回的外汇，毛家会不会成为巨富？答案显而易见。但他更看重的，是手中的书、眼里的百姓、身边的同志。钱只是工具，花在哪儿，才配得上“人民领袖”四个字。
如今，李敏家的那台彩电早已停产，冰箱也换了好几代，可她依然保存着那张收据。朋友去做客，总爱让她拿出来看看。她笑着说：“爸爸把钱都用掉了，只剩这一点念想，我得留好。”短短一句，掷地有声，也足够给后来人再上一课：财富可以滚滚而来，也能悄然散去，真正留下的，是选择它们流向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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